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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是“祖家”?

何处是“祖家”?从唐人到新加坡人:新加坡华人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的转变

河洛郎    2015-12-21
怡和世纪 2015年10月–2016年2月号 总第27期


2004年萧学民画作:一个时代的降临

新加坡华人的故事要从哪里说起呢?大家都熟知在莱佛士到新加坡之前,新加坡已经有少量的华人居民,他们或种植甘密或从事锡米的提炼。另一方面,我们也有这样的故事:华人先贤曹亚志是率先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拉的第一人。这个故事的肇端是《叻报》,在1906年1月1日的一篇名为《亦一伟人》的报道中,作了一段很有趣的曹符义故事的叙述,先是说青山亭有一个曹符义的巨墓,灵异显着,被人当做“老爷”(闽潮人称呼神明)拜祭,以求庇护。接着讲述曹氏如何神勇,身先士卒登陆新加坡,为莱佛士取得新加坡立下了汗马功劳。既然是生为人杰,死必作鬼雄,报道除了渲染其显灵的神迹之外,也不忘加上一笔描绘一番他的天生禀赋,这些绘声绘影的描述和中国历史上对开国之君常有的说法何其相似。

1949年2月6日庆祝新加坡开埠130年前夕,《南洋商报》记者洪锦堂的报道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故事,曹符义此时已被称为曹亚志,并说他就是曹家馆的创办人。到了后来在我们小学的华语课本里,曹亚志的故事已经定型成为有血有肉的新加坡华人先贤的历史故事。这里我不想探讨曹亚志的是是非非,读者如有兴趣,可参阅两年前《联合早报》有关曹亚志论争的文章以及已故学者陈育崧的文章。

作为“历史记忆”的曹亚志

最近,新加坡因为欢庆“建国50周年”,掀起一场全民大搞“集体记忆工程”的活动,各种各样的“集体记忆”经过“被包装”和“被创作”而纷纷出炉,际此“记忆热”我想说明“曹亚志故事”为什么会出现在新加坡的华族先民的历史叙事之中,成为我们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也以他来作为叙述新加坡华族身份认同历史的起点。

“我们今天的历史就是我们自身的历史记忆。” (We are what we remember) 我们常会为一些社会群体认知的“社会现实”而创造“历史事件”,并使之成为社会的“集体记忆”,让我们沉浸在自我创造的世界中,为自身在历史上所处的位置寻找坐标,以作为安身立命的身份认同的需要。在这里“历史”或是“神话”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要表达的背后的社会意义。

明乎此,“曹亚志”出现在早期新加坡华族的“历史记忆”中就不是偶然的,它要反映的就是早期华族先民在新加坡开埠初期就参与新加坡的经济活动,和各族移民产生互动并发展成为人口最大的民族,为新加坡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的历史。

前面引述《叻报》的报道,在当年的时空背景之下,整个曹亚志的故事充满中国历史的神话色彩,可是在2004年新加坡画家萧学民创作“一个时代的降临”的画作中,这个“历史记忆”已经重新被创造,在民族主义和“去殖化”的语境下,画面上出现了代表新加坡三大民族华、马、印三个人物,曹亚志被赋予“政治正确”的新表述。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历史记忆”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被重新塑造以适应时代变迁的需要。

第一波的华人移民

新加坡在开埠短短六个月的时间就引来大约五千人的移民,其中大部分是华人,这些华人移民主要的是来自于北部的马六甲以及南部的廖内群岛,其中当然包括了“曹亚志”们。中国人移民南洋很早,这些散落在南洋各地的早期移民,被朝廷视为逆民,成为海外的遗孤。他们在侨居地落地生根,娶当地妇为妻,繁衍后代,成为一个特殊的华裔族群,俗称峇峇 (baba) ,他们成为新加坡第一波的华人移民。

这些华人移民由于长期与祖居地(用他们话说就是“祖家”)隔离,虽然还自称是“唐人”,男人除了在穿着上还恪守华人习惯,特别是还坚持留辫子,以及拜祖先等华人传统;女人服饰则受母亲影响倾向马来化的所谓娘惹装束,在家庭用语以及饮食方面已经是华马混杂。“唐山”(他们口中的中国)对他们来说只是印象模糊的“祖家”。

凭着能够使用当时本地的通用语 (lingua franca) 马来语和熟悉本地的生活习惯,在地利人和的条件下,这些峇峇华人很快就在新加坡崭露头角发财致富,其中佼佼者就是倡议创办天福宫的陈笃生、陈金声等。他们许多人充当英国人的买办,承包英国人下放的烟(鸦片)酒买卖专利权,致富之后,参与建立庙宇和华人义山的工作,通过这些活动取得华族社群领袖的地位,扮演了和英国殖民地政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合作共谋的角色。

新加坡的殖民地政权从开埠开始就采取以种族分而治之的政策,不但划分区域让各种族分开居住,也从马六甲引入甲必丹制度,委任华人甲必丹来处理华人内部事务,1926年废除甲必丹制度后改为委任华人咨询委员。这样的结果出现所谓的“分化社会” (Plural Society) ,各个种族之间除了在“巴杀” (Bazaar) 产生交集,各种族之间在其他方面难有互动。

第二波华人移民潮

第二波的华人移民潮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华南的居民才大量移民新加坡。鸦片战争直接的结果是清廷在英国人的枪炮威胁下签订了辱国丧权的条约,并迫使清廷解除海禁,这为英国人在东南亚殖民地开发的需要开了方便之门,大量劳工以“卖猪仔”的形式被带进新加坡,当然其中也有部分是通过同乡或亲戚关系而来的自由移民。

从1840年到1860年,新加坡华人人口呈现飞跃式的激增,达到50,043人,1891年更突破10万大关到121,908人。华南移民的大量流入不免冲击了新加坡华人人口的结构,先富起来的第一波华人峇峇移民,为了与这些新移民产生区隔,把他们称为带有歧视意涵的“新客”(在今天的语境下称为“新移民”,可见历史不断重演。)而自称为“侨生华人” (peranakan,今称土生华人)。

1852年英国派驻印度的总督(当时新加坡在印度辖下)通过以出生地为原则的国籍法,更进一步分化峇峇华人与新客华人的距离。峇峇华人在法令下成为英国臣民(British Subject),他们开始自称为海峡华人 (Straits Chinese) 或英籍华人 (British Chinese) ,效忠英女皇,称英国为“祖家”(天福宫重修碑文里说的“祖家砖”指的就是英国砖)。言必称:“我是英国臣民,白种人。” (I am a British subject, an Orang putih.)注一

新客的大量到来当然冲稀了峇峇在华人人口的比重并超越他们成为主要的华人族群,不过峇峇华人还是这个时期新加坡贸易的主要掌控者。一些出类拔萃的新客通过与峇峇联姻的关系,爬上了上层社会的台阶,峇峇家庭也喜欢引入有干劲的新客女婿以保持家族的生命力,这种互动造就了另一种类型的社会新贵,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佘有进、胡亚基等。

游离在英国祖家和唐山之间

由于“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这种西方的概念还没带进中国,这些华南新客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国家”意识,他们最大的公约数就是“唐人”的概念,内部又因为宗乡观念而分为不同的方言帮,可说是一盘散沙。

1860年后清廷对海外华人的态度开始转变,从不闻不问转为开始接触并采取笼络的手段,1877年更在新加坡设立“海门领事馆”,委任新加坡居民胡亚基为领事,统管海峡殖民地的华人事务。这种转变最大的原因就是鸦片战争后的割地赔款造成国库空虚,需要吸取海外华人的资金来填补,采取的手段就是把捐官买爵的“鬻官制度”推广到海外。

清廷态度的转变以及“鬻官制度”不但为清廷增加国库的收入,也对新加坡峇峇社会产生影响,并使他们的向心力再度向“唐山”倾斜,1869年章芳琳成为第一个获得官衔的新加坡峇峇侨领。从一张1899年新加坡华社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皇登基50周年而向总督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捐赠英女皇的大理石雕像,在总督府前举行揭幕典礼的合照就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三十四位新加坡华人商界领袖在佘连城领导下一律穿着清朝官服,头戴花翎官帽与总督等英国官员合影。这些以峇峇华人为主的侨领是不是全部都是通过鬻官而得到官衔或者只是为了虚荣而如此打扮就不得而知,不过它说明了一点就是华人传统光宗耀祖的思想在这些峇峇心中还是根深蒂固,他们试图在效忠英国“祖家”和向“唐山”倾斜之间寻找平衡点。


1889年穿戴清朝花翎官服的华社领袖与英国官员合影

被视为两头蛇的华社

1909年清廷宣布以血统为原则的国籍法,认为凡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华人就算为国民,即便是入籍外国,也仍视为中国国民,这对于新加坡华社的身份认同不无产生影响。如果说十九世纪末华社的峇峇华人还游离在“英国祖家”和“唐山”之间,而新客华人则以方言的不同划分为各自为政的帮,以落叶归根回归乡土唐山为念,但是踏入二十世纪,华社在身份认同方面产生质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产生是康有为等维新分子南来,受中国维新运动影响新学堂等新生事物纷纷出现,特别是随后孙中山数度来新加坡鼓吹革命之后,民族主义新思潮开始出现在华社,这个时期的华社代表人物如受英文教育的峇峇林义顺和张永福等积极投入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们以资金及人力全力资助革命可说是华社民族主义觉醒的表率。

1911年国民革命的成功,进一步加强了国民党在新加坡的活动,他们不但介入华社的社团活动,也积极投入华文教育的工作,国民政府不但在学制上也在课纲上全面给予华校指导,这难免抵触殖民地当局的利益,1920年殖民地政府通过《学校注册法令》以加强对华校的管制,1925年进一步宣布国民党为非法组织,不过国民党党部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活动。1930年2月深懂华人文化和语言的总督金文泰召集以张永福为首的国民党党要到总督府训话,并放话如果他们想要参与国民党活动那就叫他们回到中国去,他进一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批评华人:“一人不能事二主,除非他是两头蛇。”注二

陈嘉庚与林文庆

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后提出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新论述,一反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天下观”和“华夷说”,这种建构新“民族—国家”的中国国民论述,不可能不影响到新加坡华人的身份和国家认同的重新确定,“华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取代了“唐人”,新客华人国家认同也从“唐山”转到中国。

这里我想以陈嘉庚和林文庆作为代表人物来说明一战之后到二战之前新加坡华人的身份和国家认同。1931年新加坡公布的人口数字华人高达418,640人,占全部人口的75%,华人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民族,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今天。大量华人新移民的出现,峇峇在新加坡华人人口比重已经下降到无举足轻重的地步,新客华人开始在商界大施拳脚,峇峇在新加坡的商业地位逐渐被新客华人取代,涌现了新一代的华社领袖,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陈嘉庚。

作为典型的讲方言的华社领袖,他不但积极在新加坡兴学办华文教育,显示他关心本土的一面;另一方面,他也时刻关切中国的时局和命运,在“济南惨案”发生后,他领导成立筹赈会,赈济受害者。1937年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他更是全面投入,在他号召之下南洋各地华人成立“南侨总会”,为祖国(中国)的抗日救亡出钱出力。作为新加坡怡和轩的主席,他发起南侨机工回国为抗战效力。此外本着兴学救国的想法,在家乡建立厦门大学及集美学村,作育英才。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他关心本土,这与他的华人身份的认同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他也把个人和中国的命运连接在一起,表现强烈的中国国家认同。

林文庆是受英文教育的峇峇华人,虽然这个时期的峇峇在商业上的地位已经让位给新客,不过他们却因为多数接受英文教育而取得上层社会的地位。殖民地时代的英文教育采取的是精英教育而不是普及教育的政策,它要培养的就是如已故新加坡文化部长拉惹勒南所说的“伪西方人”,英文教育和英语成为身份和地位的构成和象征。在这种情况下,英文虽然是官方的主导语言,却从未成为社会的日常生活用语,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用语还是华族方言或是马来语和淡米尔语,这就更使少数受英文教育者地位更加突出。

林文庆这些受高等英文教育的精英就很容易被殖民地当局青睐而被委为官方议员,作为英国人信赖的英国臣民,他们处处显示对大英帝国的忠心,作为代表华人下情上达的中间人,他们又不得不保持一些华人的面目,这点我们从他们创办的《海峡华人杂志》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提倡儒家思想,不忘每期杂志封面题上孔子语录“过则无惮改”可以见之。林文庆这类海峡华人在国家认同方面倾向英国,在族群认同方面也刻意与华社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过在文化方面又想突出华人性 (Chineseness) 的一面,以便和土著区隔开来。


Tan Tock Seng and others
来自于马六甲的陈笃生,号称黄埔的胡亚基,积极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华社领袖林义顺,毁家兴学及投入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陈嘉庚


Lim Boon Kheng and others
被委为新加坡立法局的华人议员林文庆,领导新加坡半个世纪的李光耀,独立前左派政治领袖林清祥

马来亚国家想象的出现

经历二战洗礼的新加坡各族人民反殖意识开始出现,要求独立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与此同时,一个以“马来亚”作为国家的想象也开始形成。马来亚意识源自于英国殖民地的政治遗产,在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组成海峡殖民地的基础上,英国殖民地当局逐步介入马来半岛的政治事务,1895年英国把雪兰莪、霹雳、彭亨和森美兰四州组成马来联邦 (Federated Malay States),1909年与暹罗(今泰国)签订英暹条约 (Anglo-Siamese Treaty) 把北方四州吉兰丹、吉打、玻璃市和丁加奴组成马来属邦 (Unfederated Malay States) 置于其统治之下,1914年柔佛也被迫接受英国的派驻顾问,至此整个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完全在英国统治之下,一个包括新加坡的英属马来亚 (British Malaya) 的政治名称就此出现。

1930年代新加坡开始出现以马来亚冠名的组织如马来亚共产党、马来亚总工会等,1930年代末华文报纸出现的地方作家与地方文学(马华文学)和战时南洋文学与华侨救亡文学的讨论,给马来亚的概念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平台,华社的马来亚化的政治文化于焉展开。

1946年4月英国实施“马来亚联邦” (Malayan Union) 方案,把新加坡从马来亚版图分割出来,不过这并不影响新加坡人的马来亚意识的滋长。二战后争取一个独立的马来亚的政治运动风起云涌,新加坡华社也积极投入,特别是受华文教育的华人,华社的政治人物开始出现,他们逐渐取代商界领袖成为华社的代表人物,其在华社的影响力和作用远远超过商界领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林清祥与李光耀。林清祥和李光耀在政治方面虽然都认同本土(马来亚),不过在如何塑造国民身份认同方面有微妙的不同,他们后来的分道扬镳就不难理解。

马来西亚——权宜之计的婚姻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 (Federation of Malaya) 加上沙捞越 (Sarawak) 和沙巴 (Sabah) 组成马来西亚 (Malaysia) ,对于为什么成立马来西亚史家众说纷纭,不过这是一场权宜之计的政治婚姻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却不容否认。

很快地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突然“被独立”,新加坡人在短短的三年间像坐过山车一样从马来亚的国家想象,越过还来不及建构的马来西亚国家想象,直接跑步进入建构新的国家想象的历程。

新加坡国家意识的建构与华人身份认同的重构

独立之后的新加坡面对艰难的国家认同的建构问题,新加坡的华人人口虽然占绝大多数,不过还有大约15%的马来人及9%的印度人以及少数的其他种族,他们构成新加坡社会的基础是建立在过去共同的殖民地统治和相同的移民经历,而不是相同的种族、文化或宗教背景。

新加坡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除了实施国民服役制度、在学校进行念“誓约”的仪式等等,最大的举措就是把独立前四大源流的教育统一在一个以英文为主导的教育体系之下。

今年刚好是建国50周年,让我们回顾一下经历50年之后新加坡在国家认同这方面取得怎么样的成效。在国庆日我们经常高唱一首爱国歌曲:“一个国家、一个国族、一个新加坡” (One nation, one people, one Singapore)。我们距离这个理想有多远呢?虽然新加坡在国家认同方面有很大的成长,不过在各族之间还是保持强烈的族群意识。新加坡政府不断强调“亚洲价值观”试图在意识形态方面拉近各族的距离,不过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宣扬的只不过是一种普世价值,到底能产生的多大的凝聚力还是疑问。新加坡在许多做法上还是必需采取以种族之别来进行,比如在照顾弱势群体方面,政府分别成立华族自助理事会、回教社会发展基金、印度人发展协会等来处理;在国民登记方面还是以华、马、印、其他 (CMIO) 分别注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建构还是任重道远。

回头来看华族身份认同在这5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由于华人不是以宗教而是以文化来突出华人的身份,经过50年英化教育和据说是为了学好“双语”而放弃方言,华人在文化方面所剩无几,我们愿意我们的华人性 (Chineseness) 只能在肤色、饮食和口操简单华语来显示?在国民性格方面我们自嘲为“双怕”:怕输、怕死;在语言方面我们说“新语” (Singlish) ;我们的“文化记忆”只能有津津乐道的“炒粿条”和“肉骨茶”?希望上述较消极的一面不会是现实和将来的全部。

华人传统讲究的是“安身立命”,经济发展让我们得以“安身”,“立命”仰赖的是文化和身份认同的维系。

希望下一个五十年,新加坡能成为一个既可“安身”也可“立命”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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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JD 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Mission Press, 1879

注二:原话是:“No man can serve two masters, unless of course they were Leung t’au sha – the double-headed sn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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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家饼就是皇家饼干
只有热烈,只有疯狂,才不辜负了这美满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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