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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庆群众大会(报道)

总理国庆群众大会演讲2008华语演讲

以新加坡模式破浪渡难关(2008-08-18)

● 曾坤顺(摄)

通货膨胀的影响

  在新加坡,生活费节节上升,令老百姓感到担忧。今年通胀率高达6%-7%,是26年来最高的一次,难怪一般家庭感叹钱包“缩水”,低收入家庭更觉得“钱不够用”。

  政府非常清楚人民担心柴米油盐、生活压力的问题,早在去年就开始密切注意物价变动的趋势,也采取了实际有效的措施减轻人民的负担。因此今年的财政预算案提出一个完整的帮助人民的特别配套。财政部已经分阶段分发了“增长分红”和“消费税补贴”;今年10月将分发另一部分的“增长分红”。

  政府今年将花30亿元援助国人,不敢说是雪中送炭,但至少我们已经是尽力而为了。一个三房式家庭可获得约5000元的援助,这是相当可观的一笔钱。如果花钱得当,应该可以抵消物价上涨所带来的冲击。

  当然,政府不可能每年派发红包。我们不是财神爷,必须财政有盈余,才能这么做。幸好政府去年有盈余,所以有能力帮助新加坡人。除此之外,政府特别注意低收入家庭所受的影响,并且采取了适合个别家庭情况的援助措施。每个选区的公民咨询委员会都可动用“社区关怀基金”帮助陷入困境的家庭,不需要经过复杂的手续,他们可决定,马上作出反应。

  许多基层组织有一套援助贫困家庭的计划。他们送礼篮、食物和其他日用品。他们今年已增加援助,以帮助这些居民应付更高的生活费。而一些社区发展理事会(CDC)有各种各样的配套,还为贫困的家庭装置省电的灯泡,帮助这些家庭省些电费。

  坦白说,我们做了不少。但不少国人在得到政府的援助之后,还是闷闷不乐;一些人还责怪政府不知民间疾苦,做得不够。为什么呢?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一、可能是政府派发分红的时候,没有敲锣打鼓,因此人们感觉不到。或许应高调一点,多做些宣传,国会议员要多努力;二、由于这是间接的援助,所以人们没有把增长分红和通胀挂钩,没有意识到政府分发这笔钱,就是为了帮助他们应付更高的生活开支。

  此外,有些国人认为政府直接造成物价上涨,他们要求政府尽量不要增加收费,以免加重人民的负担。其实,政府今年已经决定不调整多项收费,很多时候没有对外宣布,所以公众不知道。举两个例子,人民行动党市镇理事会今年不提高组屋杂费,公用事业局也不调整水费。

  不过,一部分收费的调整还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能源价格和其他运作成本增加了,工友也应该获得加薪。在所能够控制的情况下,政府已经尽量减少加价的幅度。比如医药费,政府向来严格管制医院的成本,尽量减少医药费的上涨。不过医学不断进步,医生每年采用新的药物,新的治疗方法,新的仪器。成本提高,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政府已经逐年增加对卫生部的拨款,使卫生部可以逐年增加对公众的医药津贴。然而津贴总是有限,因此收费不得不跟着适度调整。

  不过医药费不是今年最热门的课题。最近最热门的话题是:政府增加了公路电子收费(ERP)的闸门。今晚,我要谈一谈这个课题,希望消除大家对这项政策的误解。因为时间有限,我只谈ERP政策的总体构想,而不谈具体的细节。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政策是内阁决定的,而不是交通部自行决定。

  过去八年,政府逐步地削减汽车的各项税收。结果,更多新加坡人拥有汽车。因为车辆的数目增加了,公路更拥挤了。于是我们不得不增加ERP的闸门,不得不提高ERP收费,以确保交通顺畅。

  梁智强最近拍的《钱不够用》第二集,用ERP来做文章。他反应快、够机灵。政府的反应有时不够快,但是我们也不太笨,至少不比小孩笨。梁智强的电影还没出炉之前,政府早已经采取各种措施抵消ERP的冲击了!

  其实,我们增加闸门的同时,也改善了公共交通服务,也降低了路税。这是很多人忽略的。我看了这部电影,你问我的反应:电影不错,(作为)政策不行。政府和梁智强的目标不同。梁导演的目标是制作受欢迎的电影,而政府的目标是制定有利人民长远利益的政策。电影里没提到(政府)减税措施,观众自然不知道。

外国工人和新移民

  除了物价上涨之外,人们也关注外国工人和新移民所带来的影响。有些人埋怨外地人抢走了本地人的工作,也压低了本地人的工资,增加了国人的生活压力。工会领袖也向我反映了工友的忧虑,最近《早报》读者热烈讨论了新移民的问题,一些人甚至主张加强“本土意识”。我理解人们的不安。

  我要向新加坡人保证:作为民选的政府,我们对新加坡人负责,我们的责任是改善新加坡人的生活。引进外国工人和移民是为了发展经济,使新加坡人受惠。其实,这两项政策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

  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多元化,本地工人和专业人才数目越来越缺乏。没有外国人加入,经济无法继续扩展。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劳工短缺,而不是人浮于事。其实有很多工作,还是找不到工人。我们的失业率很低,只有2.3%。经济学家说,这已经算是全民就业了。年长工人不难找到工作,他们的就业率改善了。可见外国工人并没有抢走本地人的饭碗,而是帮助我们把蛋糕做大。

  让我举一些具体的例子。两座综合度假胜地将聘请两万名员工。他们答应尽量聘请新加坡人。如果我们不准他们聘请一部分外劳,他们将无法开张营业,而他们当初也不会决定在新加坡投资。

  我们的金融业,需要大量有专长的外地人才。伦敦和纽约能够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是因为它们吸引了各地的人才。而本地中小企业聘请外地员工助阵,可以降低成本,保持竞争力,否则他们可能得关门大吉,本地工人和小老板也将遭殃。

  在非经济的领域里,外国人才也让我们如虎添翼。体育事业便是明显的例子。代表新加坡参加北京奥运会的25名运动员中,一半是新公民。中国有13亿人口,新加坡只有400万人。如果只按人口比例来算,中国人赢三百面奖牌,新加坡人只有机会赢得一面。所以体育要有成绩,不能只靠土生土长的运动员。我国在奥运的成绩说明这点。

  我们的游泳小将陶李成功地游进蝶泳决赛,我们的女乒乓队更成功地打进决赛,即将为新加坡赢得四十多年来的第一面奥运奖牌。我们欢迎外国运动人才,他们壮大新加坡的阵容,让我们超越先天的局限。让我们为新加坡奥运团队的表现欢呼,为我们所有的运动员打气,“新加坡加油”!

鼓励国人组织家庭

  除了关心切身的生活费问题之外,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些长远的问题。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生育率偏低。十年后,人们很可能已不记得2008年的通膨率有多高,到那时,“钱不够用”的问题可能解决了,“孩子不够”很有可能还是个让人伤透脑筋的问题。我跟大家提一些令人担忧的数据。

  生育率要有2.1,才达到替代水平:两个孩子取代父母。这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新加坡生育率只达1.29,差距很大。其中,华族的生育率只达1.14,更不及格。换句话说,夫妇两人只有一人被取代,减了一半。再过几代,很快的就没得减了。

  许多东亚地区也面对生育率偏低的问题,日本、香港、台湾和韩国的生育率,有些比新加坡更低。韩国有个口号:鼓励人们婚后一年就怀孕,35岁之前生两胎。这是口号,人们会不会有行动,还是一大问号。

  为什么呢?可能东亚社会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而现在正经历深刻的改变。从前,男人当家作主;成功男人三妻四妾,是地位的象征,是天经地义的事。新加坡过去也是如此,但那个时代过去了。

  现代女性要求平起平坐,不再提三从四德了。其实也不知道什么是三从四德。可惜的是,一些新加坡男人的观念还改变得不够快。

  一名男子要寻找伴侣,向红娘公司求助。他东挑西选,始终不满意。

  红娘公司问他:你的期望是什么?

  他说:我希望找到事业有成的女人。

  红娘说:那没问题。

  他说:除了事业有成,她必须要有自立的精神。

  红娘说:那也没问题,因为很多职业妇女都很有自立的精神。

  这位男士赶紧补充说:她也必须是很温顺服从的!

  问题来了:到哪里找这样的女人呢?

  值得安慰的是,这样保守的男人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男人愿意负担家务,照顾孩子,换尿布,喂孩子吃饭。

  另一方面,一些现代女性观念改变之快,也令人惊讶。在中国的大城市,许多年轻女性不急着结婚。一名加拿大学者最近在中国的英文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描述他在北京跟三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的谈话。

  学者问她们:如果你在中国南方找到一份好工作,而你的男朋友在北京,你会怎么办?三位女性都说:我们会选择那份工作。学者再问:不过,如果他是你十分亲密的男友,你会为了这份工作而跟他分手吗?她们还是说:我们会选择那份工作。

  学者继续追问:如果这位男士是你的未婚夫,你会怎么办?她们的答案仍然一样:选择那份工作。

  其实,无论男女,都应该以认真、务实的态度看待婚姻大事。最好是事业和婚姻并重,趁年轻时结婚生子。如果等到事业有成之后,可能已经错过恋爱的好时机,错过生育的理想年龄。最终,他们将失去拥有美满家庭的机会。

  我知道许多人迟婚,不完全是观念的问题,也是因为在寻找对象时遇到困难。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社交圈子小,工作又忙碌,或者因为不善于追求和吸引异性。

  其实过去,青年男女成婚都是听父母之命,靠媒妁之言。现代青年认为这是他们的私事,不希望父母干预。也许还会说“我办事,你放心”。现代人也不愿找“媒婆”帮忙,所以“媒婆”早已成为历史。

  可是,实际的情况是,很多青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所以“现代红娘”才有生意做。如果你是家长,肯定会焦急,有什么办法吗?

  在北京,家长可选择到公园参加“家长相亲会”。这样的活动吸引数以千计的父母参加,替家里待嫁待娶的子女物色对象。他们都很着急,很多是瞒着孩子偷偷来的。有的拿着孩子的照片,有的拿着孩子的学位证明和获奖证书。家长之间先聊聊,先交换资料,留下电话号码,日后再联络。

  我们没有“家长相亲会”,或许人民协会可以考虑主办类似的活动!我希望新加坡的父母能适当的劝请孩子早日成家立室,也希望新加坡人把结婚生子当成人生大事。总的来说,结婚生子是私事,要真心诚意,靠个人努力,政府只能尽量从旁协助。

《联合早报》

新措施鼓励结婚生育 ● 谭德婷

新措施鼓励结婚生育(2008-08-19)

应对“婴孩不够”额外措施

红娘服务
●社交发展署与人协社交俱乐部合并
●提升红娘服务水平,由社交发展署鉴定红娘公司

财务津贴
●生育第一胎,将获更丰厚的婴儿花红,更多税务优惠
●大幅度增加对每个孩子的托儿津贴,也提升幼儿园素质
●津贴人工受孕费用
●第五个及更多孩子也能享有税务回扣、托儿津贴等优惠应对“婴孩不够”额外措施

产假
●育有两岁以下幼儿的父母,每年可申请一周的无薪育婴假
●育有7岁以下孩子的父母,每年享有的育儿事假从2天增加到6天
●在职母亲的有薪产假,从12个星期延长到16个星期,薪水由政府买单

  一直困扰着新加坡的“婴孩不够”的问题,迎来了新一轮的解决配套。

  更多的育儿育婴事假、更长的产假、更丰厚的婴儿花红与托儿津贴、更诱人的税务优惠,加上在托儿服务与学前教育方面将作出质与量的改善,李显龙总理宣布的鼓励结婚与生育新措施,在在为了协助国人铲除在结婚生子道路上的障碍。

  总理前晚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公布一系列的改良或新措施,希望国人把恋爱结婚、生儿育女当成优先处理的人生大事,使人生更美满。

  产妇最希望有更多时间照顾新生儿,政府权衡后决定把在职母亲的有薪产假,从目前的12个星期延长到16个星期。为免加重雇主的负担,这段产假期间的薪水,将由政府支付。

  为了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经济负担,生育第一胎时将获得更丰厚的婴儿花红。父母也将获得更多税务优惠,这么做是为了鼓励为人母者出外工作。这尤其能帮助高薪的职业妇女兼顾事业与家庭,减少她们为了照顾孩子而可能得牺牲事业或面对收入减少的机会成本。

  总理还捎来另一个好消息:政府将提高托儿津贴,同时增加托儿所的数量和质量。

  幼稚园也没有被忽略。政府将大力提升幼稚园教育的水准,包括强化课程、经营方式等等,以便为孩童接受正规教育做好准备。这也将使家境不太理想的孩子在上小学时,能站在更公平的起跑点上。

  另外,对于不孕夫妇,如果他们打算接受人工受孕,政府也将给予资助,减轻费用。

  出人意表的是,生育第5个或更多孩子的父母,这回不再被拒于各种奖励措施门外。总理说,多数的措施,包括估税回扣、托儿津贴等,不论孩子的排行,都将享有。

  鼓励已婚者生育之余,要怎么帮助单身人士找伴侣也很令人伤脑筋。总理宣布,将把社交发展署(SDU)和人协社交俱乐部(SdS)合二为一,以便扩大会员人数、增加活动,最终希望能撮合更多情侣。

  这是李显龙总理任内第二次在国庆群众大会上针对人口问题宣布鼓励措施。自四年前的鼓励结婚与生育配套后,新加坡的生育率已稍有增长,去年为1.29,但较2.1的人口替代率仍差一大截。

  总理说,左右夫妇生育决定的,包括夫妻之间育儿责任的分配、是否能平衡工作与生活、经济负担以及是否有妥当的托儿安排。时代已改变,传统上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已行不通。“如果丈夫把抚养孩子的责任都丢给妻子,或女性被迫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做出抉择,那么妇女必将在生宝宝这件事上罢工!”

新措施详情本周公布

  总理说,政府估计每年需要耗资7亿元推行这些新措施,是目前鼓励生育配套的一倍,新旧配套合计将每年耗资16亿元,等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6%。主管人口政策的黄根成副总理将在本周内公布新措施的详情。

  至于这套新配方是否有效,总理相信它会对许多夫妇的生育计划起着作用,但他无法保证这能解决新加坡的人口问题。

  “这是一个大难题,我们必须定期检讨。最终,这关系到个人的心态、选择和价值取向。”

  总理因为要让国人观看新加坡乒乓女队在奥运决赛的电视直播,英语演讲部分延后到昨晚才播出。在近两小时的英语演讲中,他也谈到国人担心的生活费上涨问题、鼓励国人提升文明程度和个人素养,以及政府在面对新媒体时代所做的变革。

  他指出,政府将进一步在政治上放宽条例,制作与传播政治影片、大选期间上载播客和视频,以及一般人上载竞选内容,都将不再是犯法行为。但是,人们仍旧必须为这些内容负责。

  芳林公园今后也将肩负新的政治使命,人们可以自由在那里举行示威。

  总理虽然谈的是严肃的国家大事,但他不时穿插幻灯片加以解说,并引用一些生动例子,包括自己的经历,不时引起全场哄堂。当他宣布种种措施时,更引起出席者阵阵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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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拥车税 增加用车税

  我知道中等收入阶层担心的一件事是车子。政府仔细研究了各种与车有关的税务。我承认车税曾经是车主一大负担,为了控制车辆数目,车价变得很昂贵。几年前,我领导的经济检讨委员会做出重大决策,把税务从拥车挪到用车方面,这样便能把拥车税、附加注册费、国产税等调低,还能发出更多拥车证,让更多人拥有车子,但这样做的同时,必须增加ERP收费以控制交通流量。

  让我和大家分享一些数据,只要比较2000年和今天的情况,便知道当中的不同。2000年时,政府从汽车相关的税务中得到60亿元进账,相等于那一年的消费税总收入的两三倍。政策改变后,我们在2008年的收入只有30 亿,少了一半,等于让新加坡人省下30亿元税务。这么做时,我们得提高ERP收费,但多了多少?2000年时,ERP的收入是8000万元,今年,在做了各种调整后,也只是增加到1亿6000万元,和路税总额比起来是小数目,而我们还给国人减路税。

调低车税调高ERP 减少国人负担

  2000年时有32万户人有汽车,自那之后数目不断上升,八年后的今天已上到43万户,增加了三分之一或10万户。我认为这是值得的,因为很多新加坡人希望拥有车子,我们总算让他们圆梦。我们如何能做到这一点?那便是把车税调低,把ERP调高。

  如果你是买车者,就能看到那巨大差别。举个例子,如果你买的是1600cc的丰田Corolla,2000年时,你需付11万元,同一款车子,今年却只需要6万4000元,这是因为政府的税务调低了,但是车辆抵岸价差不了多少,过去是1万9000元,现在是1万6000元。

  基本上,车税减少已使车子的价格更便宜,结果是周围出现更多车子,你可以看到建屋局停车场更拥挤,马路更拥挤,因此我们在今年调高ERP收费。

  我知道很多人对此很不满,但大家须看到大图景,是ERP收费让政府减轻国人拥车的负担,让更多国人买得起车。我们在做调整前,曾仔细考虑如何才不加重国人的负担?我们拟定了一项ERP配套,在增加收费和增设更多闸门的同时,也减低路税,以抵消部分成本。

  让我告诉大家这配套怎么运作。没有配套前,一辆1600cc的车子,ERP收费是122元,有了配套后,上升到近200元,看起来很吓人,但若把路税考虑在内,就会发现你原本缴付的874元路税,已调到744元。出现ERP变化后,你其实在省钱。省多少?让我们算一算。

  ERP收费上调76元,可是路税减幅却是130元,净节省54元,这是这一配套为你带来的节省幅度。我们没有增加新加坡人的负担,反而减少负担。问题是很多人不记得自己究竟付多少路税,更糟的是,他们记不起去年还多少路税,或者还路税者是另有其人。

  一名女司机投诉每次经过闸门便会听到“哔”声,我问她还多少路税,她说不清楚,须问丈夫。原来还账单的是她丈夫,不是她。我不清楚她丈夫是否留意到今年路税比较少,何况她丈夫还路税时,没有“哔、哔”声,但她每次经过闸门便“哔”一下,我想这是大家不开心的部分原因。我们须把两者连起来,让大家看到中等收入国人,其实从政策获益不少。

提供一流公交系统

  我们不仅仅想到路税而已,而是想改善公共交通系统,方便所有新加坡人。因此在调高ERP收费的同时,我们也在兴建更多地铁线,同时增加地铁趟数,每星期多800趟,以缩短候车时间,避免高峰期的拥挤现象。巴士服务也改善了。我们尝试使转车变得更容易和更便宜,我们下来会调高转车回扣。

  我们其实做了不少事。我们不可能像美国那样,让每个家庭都拥有车子,但我们能确保公路顺畅,并提供一流公共交通系统。

  除了汽车和公共交通,我们还得留意公众的广大需求。你从议员接见选民时,能知道大家担心些什么。上次经济衰退时很多人在找工作,这次不一样,因为有很多工作。不过还是有些人遇到困难,但我们有各种计划帮助他们。我们有各种赠券,有社区关怀计划,有公民咨询委员会、社区发展理事会的援助计划。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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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租赁组屋计划 成为有效社会安全网

  有一种趋势让人很担心,那便是越来越多人申请租赁组屋。单单在一年里,申请人数翻了三倍,申请租赁组屋成了议员接见选民时的主要课题,当中有很多原因。

  建屋局正在兴建更多租赁组屋,但他们会仔细审察申请者。不是所有申请者都有这方面的需要,建屋局给了我一些例子。一名申请租赁组屋的60岁妇女,育有三名儿女,当中两人住在私人产业。他们写信告诉建屋局,他们会联手聘请女佣照顾母亲,但请让她住在租赁组屋。

  很多家庭有各自的难处,否则不会找议员或建屋局帮忙,但对这部分国人来说,租赁组屋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应该考虑其他选择,比如出租一个房间或整间组屋,搬去和孩子住。他们也可以考虑政府明年为两房式和三房式组屋推出的“屋契回购计划”( Lease BuyBack Scheme),又或者考虑卖掉组屋,搬进小组屋或小型公寓,以便套现。

  总之有各种办法可以解决问题。国家发展部和建屋局目前正在检讨租赁组屋计划,确保这一计划有效地充当社会安全网,帮助少数没有任何资产或家庭援助,真正需要援助的家庭。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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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纾缓通胀压力

  ● 谢燕燕 林慧慧 杨雪慧 王润 游润恬 周殊钦 洪艺菁 联合报道

  今晚我将从经济开始谈起。过去几年经济表现良好,因此没有细谈经济,而是把焦点放在社会问题上——收入差距、人口老化、公积金等。今年情况会比较困难,是时候关注一下经济问题。

  过去几年趁情况好时我们向前冲,采取正确做法,提前策划重组和提升经济,引进一连串好的发展项目——F1方程式大赛车、两个综合度假胜地、银行金融服务,经济发展局努力引进重大投资项目。这些项目将维持我们的动力,让经济持续发展。

  但是外在环境正乌云密布。美国正面对很严重的问题,他们的房价不断上升后泡沫化,价格猛泻,还在下跌。失业率开始上升,消费者失去信心,不敢花钱。这一切正影响着整个世界。欧洲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也陷入负增长,这肯定对亚洲有影响。

  环境经济问题会至少持续到明年,有些专家认为会更久。

  新加坡开始感受到其影响力,第二季增长放缓,制造业已受到影响,今年出口疲弱,游客人数开始减少,连亚洲人也少出外旅行,部分原因是受燃油成本影响,机票价格上涨。零售业和餐馆生意放缓,新加坡人花钱更谨慎。

  我们今年可以有4%至5%增长,算是不错,但明年增长可能还会放缓,有更多不确定因素。我不认为我们会遇到危机,我们有竞争力,投资者愿意到新加坡来,但我们得提高警惕,做好心理准备,以防遇到麻烦。随时做好准备,一旦经济复苏,可立刻弹回去。

  对新加坡人来说,眼下最热门的话题是生活费高涨,但通货膨胀不仅仅是新加坡的问题,是世界性问题,因为油价上涨,食物价格也上涨了。只要看一看油价图表,就能看到2000年时,一桶原油才20美元,后来逐渐上涨到60美元,去年不停飙升,一年内上涨到几乎140美元,目前回落到115美元左右。

  粮食就更戏剧化,且看影响着每一个新加坡人的米价。有很长一段时间,白米价格稳定,两年前开始稍微上升,去年却突然猛涨,目前一公吨白米回稳到800美元左右,也许稳在这里,也许再回落一点。同样的,油价也有迹象显示或许会稍微回落。但即使回落,还是非常高,可以明白世界各地为何有那么多人在抗议、暴乱、示威,责怪政府。

  请看这些幻灯片,这是欧洲,这些法国货车司机在抗议柴油价格上涨,把路堵死。这是西班牙,农民把番茄倒在马路上,抗议燃油价上升。印尼——政府调高煤油价格后出现示威和暴乱。巴基斯坦——他们不是在跳舞,是抗议食物价格上涨。菲律宾——政府卖津贴米,但供不应求,大家疯狂抢购,菲政府必须在国际上抢购白米,结果大排长龙,问题很严重。

  幸好我国有大量白米供应,没出现暴乱,你只看到贸工部高级政务部长易华仁在视察米仓。我知道很多人对物价高涨闷闷不乐。我在网上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有些挺不错,今晚就看这一则:“哇便啊!白礁上也有ERP。”我把它传给林双吉,他也最喜欢这一则。

须理智看待通胀

  我完全可以理解新加坡人的感受,不过我们得理智看待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明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我们无法阻止价格上涨。除了少量蛋和鱼,所有食物都是外地进口的。能源也是进口的,我们靠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发电。

  当世界价格不断上升,我们如何抑制米价、汽油价、柴油价、电费?根本办不到。论工资,多数工友今年赚得比过去多,去年工资和花红都不错,你有更多钱,可是花这些钱时,你发现它缩水了。通货膨胀意味着一部分加薪到了你的手,另一部分却去了油商那里。

产油者变富了 消费者变穷了

  这样说也许太简单,但世界石油生产者变富裕了。俄罗斯人、阿拉伯人变富裕,像新加坡这样的消费者却稍变穷了。情况就是这样,他们更富裕,我们却变穷,不是把你的钱拿走,是让你的钱缩水。

  新加坡人希望政府能阻止价格上涨,至少命令价格停止不动,抑制价格,不要再上升。有些政府确实尝试这么做。但是津贴物价要大笔钱,这样做的政府都面对巨大难题。即使你是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也无法维持,看看马来西亚就好,本来津贴油价,可是最后怎么样?新加坡人到新山添油,泰国人到吉打添油,不是普通汽车的油箱,是大货车的特别油箱,这样才能得到最大好处。不要忘了他们是石油生产国,最后却削减津贴,让价格上升。马来西亚、印尼都这样做,印尼也是石油生产国。中国产一点油,印度不产油,但他们都津贴油价,却很难维持下去。

  我们不能那样做,却可以帮助新加坡人,办法是让电费上升,但通过水电节省计划(U-Save)填补国人的新能源户头,较低收入的住户,如三房式和两房式多分一些。这意味政府在直接帮助国人,U-Save等于现金。我们把钱放进你的户头,等于帮你付电费,如果你用电少,就能维持久一些。对低收入家庭——三房式以下的人来说,等于三到六个月的电费,这可是不少的钱。

拨30亿元作经济援助

  去年我们便预见物价高涨的问题,年底价格节节上升时,很多新加坡人都非常担心,于是我们开始策划帮助大家。来到财政预算时,幸好去年有盈余,于是分发数额可观的盈余,帮助所有国人,特别是中等收入国人,低收入阶层得到更多。我们有增长分红、保健储蓄填补计划、水电节省计划,很多的政策,很长的名单,重要的是帮助那些最需要援助的国人。

  除了财政预算,我们还有其他政策帮助贫困一群,低收入工友有就业入息补助,可增加收入和储蓄。今年全国工资理事会还建议给低薪工友一次过特别花红。很多雇主已这么做,我们知道他们今年手头会比较紧。对赤贫一群,我们调高公共援助金,现在每人每月330元。我们还有社区关怀计划,有保健基金。退休人士方面,我们提高他们的公积金利息,首6万元有多1%利息,这样可以保存公积金储蓄的价值。这不仅对退休者,对年轻人和中年人都有帮助。总之,政府今年拨出30亿,这不是小数目。

让中等收入阶层

支付低税务减低负担

  我知道很多不穷也不富裕的新加坡人正感受到压力,这些中等收入国人觉得自己像三文治,成了夹心层。其实我们没有忘记他们,他们能分到增长分红,我们帮他们支付教育费,比如增设理工学院和大学助学金,我们也为所有学龄孩子填补中学后延续教育户头。中等收入阶层重视教育,有了这些钱,他们的孩子能上理工学院或大学。

  不过整体而言,最重要的策略是让中等收入阶层支付很低的税务,从而减轻负担。我们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比很多国家低,对中等收入国人来说,他们的税务比香港低得多,除此之外,我们今年还慷慨给予20%的个人所得税回扣,总数将近4亿元。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其实帮了中等收入阶层不少。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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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预算照顾了绝大多数国人的需要

  我谈了穷人的问题,也谈了中等收入阶层,还谈了需要房子,租赁组屋的问题。我们其实在财政预算中照顾了绝大多数新加坡人的需要,只是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得到多少援助。

  如果你拿住在三房式组屋的年迈夫妇,加上一名在工作的孩子,他们今年总共能得到5000元援助,比生活费涨幅还多。如果是住在五房式组屋的中等收入家庭,包括两名有工作的中年父母、两名孩子,他们所能得到的是3400元,这还不包括个人所得税回扣。

  我们为新加坡人做了不少,但是通货膨胀率比预期还高,特别是电费和油价,加上经济比年初时多了不稳定因素,在重新检讨预算情况后,我认为还能为国人多做一点事。

  今年10月1日,政府将发放第二笔“增长分红”,我们决定把数额调高50%。能源上涨,电费成为沉重负担,有些人的电费增加了100%,我们因此决定把今年的水电节省计划(U-Save)回扣调高50%,这意味着住在三房式组屋的家庭能多得500元补贴,五房式组屋有额外200元左右的补贴。

  总的来说,这将花政府2亿5000万元。加上我们所做的一切,应该能帮助新加坡人应付这段时期的通胀压力。

  不过正如我所说的,千万不要以为红包能解决问题。我们不可能一直分发红包,给自己红包也不能解决油商变得更富裕、新加坡人变穷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保持经济竞争力,提高生产力,为自己多赚一些钱,这样才能在油价、食物价格高涨之际,提高生活水平。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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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活动打造优雅社会

  ● 梁麒麟 邬福梁 邓智炜(摄)

  新加坡人的生活是否舒适安乐不单取决于生计问题,人际关系、社会环境也都有一定的影响,这包括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我们如何待人处事,以及我们要如何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更优雅的社会。

  过去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少改进,推展了很多运动和措施,比如要排队、待人要有礼、不要随地吐痰、如厕后要冲水,以及不久前才推出的“提升服务行动”(Go for the Extra Mile for Service,简称GEMS)。

  虽然我们因此被人嘲笑,但事实上,这确实是我们需要着手改进的地方。要是我们能让人们更注意自己的举止行为,并向他们宣导良好习惯,我想人们会逐渐做出转变,提升我们国民的礼仪。

  其实我们已经取得不错的进步。我们自己可能无法察觉,但是那些隔了很长时间才到访的旁观者已经注意到我们如何改进。

  最近《海峡时报》交流版就刊登了一名斯里兰卡妇女的来函,内容非常有趣,我看了非常感动。她是在1968年首次来访新加坡,当时她在新加坡过境前往美国进修硕士学位。事隔40多年,她再度来访,不过这次却需要以轮椅代步。

  她在这里住了几天之后,感动得决定投函报章,让我引述部分内容:“从我抵境直到我离开,这个城市让我留下深刻印象……到处都可感觉到人们的善意……我在一个商场向一个年轻女生询问通往地铁站的路,这名女生不单主动为我带路,还帮我提购物袋……有店主请我喝水、在等巴士的乘客陪我走到正确的巴士车站等车,也有人带我过马路。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其他地方感受过这种善意。”

  我想她应该是一位非常友善的妇女,而那些向她施予善意的新加坡人也我们争光。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但应该向他们致谢。不过当然,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日行一善理事会不时会针对新加坡人重视或不重视的行为和礼仪展开调查。他们给我看的调查报告非常有趣。不重视并不代表真的不重要,不过人们重视的部分或许是问题所在。

  有些方面我们做得不错。比方说,在电影院看戏时不会把双脚翘到前座的椅背上,像我这种长得比较高的人可能有点困难。此外,人们会记得向服务生说“谢谢”。

  不过我们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人们仍然不常说“请你……”、用餐后清理餐具、归还托盘的习惯也有待改善。我们致力培养这样的良好习惯。

  其实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每个服过兵役的都知道在餐厅用餐的规矩,或许人们需要更经常回营受训。

  新达城的食阁就尝试鼓励食客培养这个好习惯,不过要改变人们的态度需要一点时间,许多人还是认为“我到食阁是去用餐,不是去帮你清理桌子”。

  最近我接获一位新加坡妇女的电邮,她谈到如何让新加坡成为一个更宜居的城市。

  她在电邮中写道:“其实我们应该为自己把肮脏的餐具留在餐桌上感到惭愧。在我妈家,我们吃饭后总会自动清理碗碟、擦干桌子……除了在家里,我们在外头也应该保持这样的习惯。”

  不过她也提到:“对了,更重要的是,千万千万不要罚款。罚款有失人情味,而这也有损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形象。”

  我感谢她的意见,我也会尽量寻找罚款以外的解决方案。我们想到的其中一个方法,新传媒也想到了,它的英文电台Class 95在早餐节目中举办一项竞赛,主持人王书佳(Glenn Ong)和“荷兰飞人”(Flying Dutchman)邀请听众把记录新加坡人最有礼貌和最丑陋习惯的短片传给他们,结果听众反应十分热烈,我要求新传媒摘录当中精彩的短片,让我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这个显示人们如何靠扶梯一边站,以便让路给他人;抢搭德士;巴士上的丑态;在显示灯闪红时还冲过马路;把公路当自家的……这个短片做得很好,我们的行为举止有待改善。

  我想,通过主办一个大型活动,可以鼓励大家朝同个目标努力,看我们是否能通过考验。

  我们以前的表现很不错。像2005年在我国举办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全体大会,以及2006年国际货币基金(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常年大会,我们都把这两项活动办得非常出色,这不单是为了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而是因为我们真的要维持这样的美好形象。

  接下来,我们需要为其他大型活动做准备,当中包括下个月的F1一级方程式公路赛、明年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以及2010年的青奥运。让我们利用这些机会改善我们的礼仪。

  其他国家也以同样的方式做到了。澳大利亚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时树立了很高的基准,整个活动办得很出色,不过真正让访客印象深刻的是澳大利亚人的热情和诚意。他们的4万7000名志愿者在场为选手加油打气、驾驶巴士、在检查站把关,热情向每名访客选手问好。他们态度友善、行动效率高、非常有礼貌,而且不时会热情地向人们高喊“G'day mate”,他们所营造的友善气氛,让人感觉宾至如归。

  本届奥运会主办国中国也不逊色,他们非常努力地做好迎接选手和访客的各种准备。相信你们都看到那壮观的开幕典礼,不过你们或许没有注意到他们之前推展的大规模公民教育活动。每月有些特定的日子有特别的运动,比如说每月11日是“排队日”,因为11这个号码像两个人在排队;每月22日则是“让位日”,因为22像两个并列的椅子。

  为了这次奥运,他们动员了10万名志愿者,他们大多是年轻男女、大学生等。这些志愿者为祖国主办奥运感到非常自豪,所以竭尽所能让访客留下美好印象。

  我们也应该为青奥展开动员。这是首届青奥会,让我们共同努力把它办得有声有色。申奥期间,张思乐成功动员大家支持申奥活动,他今晚不在这里,他现在人在北京。当时,学校、青年团体、公司机构、德士司机等来自各阶层的新加坡人,主动主办各种活动支持我国申奥。

  我相信,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对这些由民间发起的活动留下深刻印象,所以我们才会成功争取到主办权。让我们再度结合团结的力量,向人们展示新加坡精神和热情。不过这样的精神要在青奥之后延续,我们要不间断地、耐心地朝更高标准迈进,改善我们的礼仪。

  这不是做给其他人看,而是做给我们自己看,让我们能为身为新加坡人而感到自豪,同时让新加坡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居住环境。

  我刚刚收到球赛的最后成绩:新加坡零,中国两分。球赛还在进行。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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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生育前先鼓励结婚

  ● 邬福梁(摄)

萧紫薇(摄)

  我们是在为下一代创造更美好的新加坡,因此我接下来的主题是婴儿。

  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的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反映每个女性一生中能生多少孩子的平均数,从这里能看出我们的历史、经济、文化与政策。

  从历史来看,我们的生育率以不到20年(1960至1975年)光景大幅度下跌。这反映了随着教育程度与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我们的社会已迅速改变。若仅仅要达到人口替代水平,我们需要2.1的生育率。但我们现在的生育率远远在人口替代水平之下。

  韩国、台湾、中国也出现同样现象。在亚洲各地,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女性开始外出工作、获得解放,她们就停止在家里一胎接一胎生产,生育率也开始下降。这就是我们的历史。

  过去30年,人们也根据经济状况决定生育,经济不好、局势不稳时,他们担心接下来能否填饱肚子,就会延迟生育。1985年经济衰退、亚洲金融风暴、九一一事件与沙斯期间就是一些例子。危机过后,生育率虽回升,但无法恢复到先前水平。

  我们也可以看到,1976年、1988年与2000年生育率有所上升,因为这几年是龙年。不过,每条龙都比之前的龙“小”,所以我为2012年的小龙数目感到担忧。

从“两个就够”

到“有能力就生三个”

  

  我们也可从生育率看出政府的政策。上世纪60年代“两个就够”的口号太成功了,生育率下降。到了80年代,我们感到担心,把口号改为“有能力就生三个”。这相当成功,生育率上升,也维持了一段时间,不过后来又下跌了。到了2001年,我们推出“婴儿花红”,不过因遇上九一一与沙斯,并没有产生效果。到了2004年,我推出的结婚与生育配套有一些成果,但并不大。我们的生育率从1.26上升至1.29,但跟我们的目标还有一段很大的差距。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认为,我们首先应该鼓励人们结婚,然后鼓励夫妇生育。

SDU与SDS应合并

  第一步是找到适合的伴侣成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于是与有经验的“红娘”商讨对策。

  我们有社会发展署(SDU)、社交俱乐部(SDS)及许多私人红娘公司,我与他们当中一些人谈过,交谈过程非常有趣,我学到很多。这是适合电视摄影棚讨论的一个好题材,当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能让人了解具体的问题与困难。

“红娘”教了总理什么

  让我总结我的学习重点。

  第一、许多单身者其实想结婚。他们是认真的,不是只想“玩玩”,不过,他们却面对一些困难。

  当中一些人从无约会经验。他们在念书时未谈恋爱,一开始工作,生活就进入某种规律,没有机会社交与认识新朋友。

  一个“红娘”向我转述他与顾客的对话:

  红娘:你下班后通常到哪里去?

  单身者:上健身院。

  红娘:周末呢?

  单身者:留在家里陪家人。

  红娘:你有出门吗?

  单身者:有,我会带侄儿、侄女出去玩。

  红娘:糟了,人们会觉得他们是你的孩子,不会与你约会。你在上星期有认识新朋友吗?

  单身者:(沉默)

  红娘:过去的一个月呢?

  单身者:(再度沉默)

太迟开始寻找伴侣

  另一些人则太迟开始寻找伴侣。红娘公司说,30多岁女性面对的问题最大,因为一些男性虽也30多岁,但寻找的伴侣却是20多岁年轻女性。他们都要享受几年的二人世界后再生孩子,所以要找较年轻的女性。因此年纪较大的女性,在配对时面对困难。

  我在与女性交流的对话会上也碰到遇上这个困境的一名年纪较大女性。她说,她年轻时把事业放在第一位,后来想成家时向红娘公司求助,不过却没有找到伴侣。她现在后悔之前的决定,不过还是希望找到伴侣。

更多人愿向“红娘”求助

  好消息是现在有更多人愿意向红娘公司求助。女性较愿意这么做,男性通常自尊心较强,大多数红娘公司有较多女会员,比例是60对40。希望这能鼓励更多男性报名。

  不过,一些男性仍缺乏社交礼仪。例如,红娘公司为一名男性安排约会,与所介绍的对像在餐馆共享浪漫晚餐,他竟然穿着拖鞋赴约!

  当被问及为何不盛装打扮时,他回答:“我就是这样!我去哪里都穿拖鞋。”

  红娘公司负责人最后说服他买双皮鞋放在车上,穿上皮鞋再赴约。这果然奏效,他们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接下来,这名男子在女友的组屋住家外拨电红娘公司。他说,女友邀请他回家见她的家长。红娘公司负责人问他是否有准备礼物,他回说没有,结果在负责人劝导下买了礼物后再拜访女友家长。他们的恋情最终开花结果,两人已结婚。

  我听了他们的故事后,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因为我受邀会见女友家长时也没带礼物。幸好,我们还是结婚了。

  不过,人们的期望也必须符合现实。感情要有成果,必须努力经营。人们容易被电影的浪漫画面影响,认为会遇见梦中情人,马上陷入热恋,结婚,然后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不过,我们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平凡人。第一次约会不一定能马上擦出火花,不过花多点时间真正认识对方,培养感情,可能会产生爱情。

  许多印族夫妇就是这样,他们通过相亲结婚,之前并不十分了解结婚对象,不过用心发展感情,婚姻也十分美满。我在妇女组织说这个故事时,就有两名印族妇女点头表示同意我的说法。她们是印度移民,在这里居住了好一段时间,都是通过相亲认识丈夫。

  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以实际方式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会做得更多,尽我们的能力帮助单身男女找到伴侣。

  人民协会的社会发展署与社交俱乐部都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也做得非常好。目前,两者分别是为大学毕业生与非大学毕业生服务。

  我认为我们应该更灵活,把两个机构合并,增加人数与活动,希望能撮合更多对情侣、夫妻,生更多宝宝。

  一些年轻人倾向于向私人红娘公司求助,不过希望这些公司有“品质保证”,确认公司的可靠性。社会发展署将给予达到标准的红娘公司认证,颁发“社交发展署信誉标志”(SDU Trust Mark)给经过鉴定的公司。

  年轻人自己应该踏出第一步,以免为时已晚。抽出时间外出,结交新朋友。向红娘公司报名,无论是社会发展署、社交俱乐部或是私人红娘机构。这样,或许就能找到心仪的对象,与心爱的人结婚,爱自己的伴侣。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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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根”与“资讯传染病”

  我们孩子成长的环境将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我们得为他们和为社会做好准备。对我们造成影响最大的将是互联网。新媒体无孔不入、变化快速;人人都连接起来,写博客、沟通、在网上搞组织、搞政治;“草根”(Grassroots)成了“网根”(Netroots),全球都是如此。

  目前在进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声称不会使用电脑,但他依然在网上有影响力。

  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更将互联网作为竞选宣传的主要元素。他的主页写着“我们可以相信的改变”。年轻美国人受他影响,士气高昂,为他助选的包括24岁的 Facebook创办人之—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他利用Facebook科技动员和组织全国各地的支持者。

  奥巴马也通过互联网筹款,你只需点击“立刻捐款”,非常方便。超过150万人在网上捐款,虽然个别数额不多,但滴水成河,对竞选宣传的贡献很大。他也利用互联网反驳对手的抹黑行为。

  韩国是互联网最普及的国家。互联网对韩国政治有很大的影响,使一些新群体获得授权。例如,韩国总统李明博获得网民的支持,在2007年12月的选举中取得漂亮的成绩。但互联网也能带动民众的情绪,不出几个月,李总统就遭到围攻,面对大规模的抗议与示威,背后的原因是疯牛症。

  网上流传 “韩国人患疯牛症的几率是94%”、“纸尿布含有牛产品,婴儿穿了会患上疯牛症”,这类的录像和照片在网上广泛流传,造成人心惶惶。李总统称之为“资讯传染病”,因为这些匿名的假信息在网上散播开来,造成不安与不快,就象真实世界的传染病疫情。一家韩国报纸把这事件称为“疯牛疯狂症”。

  在马来西亚,互联网也成了交换信息和沟通的活跃空间。博客、聊天室、《当今大马》等非主流新闻网,充满了精彩的辩论、认真的言论,也出现一些令人半信半疑的内容。

  马国政客也积极参与网上讨论,例如马哈迪也写博客。一些网络名人如黄泉安参选,并且当选了。最近的大选,许多资料都是通过博客、手机简讯、 YouTube传播开来。公众无法在主流媒体得到的,他们便上网找。反对党的竞选宣传在网络空间里大幅度蔓延,安华在网上的影响力大。国阵也上网争取选票,但程度不一样。

  大选并不等同于新媒体,最终还是得回到真正的政治课题。反对党通过宗教演讲提出了许多热门课题,包括生活费上涨、公共部门服务差、政治政策的不公平措施。但这些课题被新媒体放大,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地迅速传开来。

  就连中国也受互联网影响。中国的网民人数超越世界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在四川大地震后,网民集体动员,为灾民筹款。中国国家领导人也使用新媒体和人民沟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最近第一次举行网上对话会,在网上回答民众的问题。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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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薪产假增至16个星期

  改善国人“不生”状况

  我们希望已婚夫妇生育孩子,我们以前以为这会顺其自然,但情况不再如此。夫妇或者生育较少的孩子,或者较迟生育,有些甚至选择不要孩子,为什么?

  环顾其他国家,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东亚国家,儒家社会具有类似的文化价值,但这些国家正发生着迅速的社会和经济改变,因此一些强大的社会和文化力量正在把我们推向不好的方向。

  问题也发生在西方社会,澳大利亚政府积极鼓励夫妇生育更多孩子,他们的标语是“一个是爸爸的,一个是妈妈的,一个是国家的。”

  很多欧洲国家也面临婴儿缺乏的问题,但很有趣的是,南欧国家如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这些较大男人主义的国家,女性通常待在家里,但婴儿也不多。北欧国家如荷兰、斯堪的纳维亚,男女地位较为平等,女性通常会工作,反而有较多的婴儿。

  那新加坡呢?我与一组新加坡女性讨论过,她们有已婚的、单身的、年轻的、不怎么年轻的,她们认为性别角色和协助妈妈工作是重要的,她们也给了我很多如何协助在职妈妈的主意。

改变观念

丈夫分担抚养责任

  首先是分担抚养孩子的责任。传统观念中,丈夫外出工作,妻子在家照顾孩子,尽管女性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如果丈夫把家务全留给妻子,或者女性被迫在家庭和事业间作出选择,她们就会“罢工”,因此,丈夫必须分担家庭责任。

  我曾和议员讨论这个课题,包括一名女性议员。我说:“你知道,现在是男人抱着孩子上市场。”她说:“你以为抱孩子就够了吗?我们需要在晚上起来给孩子喂奶,换尿片。”

  我以前也给孩子换尿片,在纸尿片出现前,人们需先把尿布折好,再给宝宝穿上,然后用别针固定。我还没有刺伤过任何宝宝,如果我能做到,任何男人也可以。

  这需要观念的改变,我们不能通过演讲解决这个问题,但可以鼓励父亲分担更多责任和对孩子的教育。

  在2004年推出的父母双方都可使用的育儿事假,将从每年两天增加到六天。我们也将推出每年一星期的无薪婴儿事假,在孩子两岁前,父母都可使用。

灵活工作安排

平衡工作和生活

  第二是平衡工作和生活。灵活的工作安排对女性更容易兼顾工作和孩子很重要。亲家庭的雇主因此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他们能给予支持和谅解,对女性员工来说将有很大的不同。

  这必须通过亲家庭的雇主来实现,他们要有实际的安排和态度,女性员工再也无须为请假而得看雇主脸色或影响每年的工作评估表现。

  雇主可通过创意作出更多协助,不少公司为哺乳妈妈提供哺乳室,更有公司在只要完成工作的前提下允许远程办工和灵活工作时间。一间公司甚至允许员工陪随丈夫到澳大利亚工作,通过远程办公保留职位和薪水,回来后继续工作。   

  另有一间饮食服务公司为周末上班的员工配备“黑莓”(blackberry)手机和对讲机,以便员工在工作的同时可与家人共享周末。我们将公开肯定和感谢这些雇主,人力部和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会做特别安排。

  政府可以帮忙分担雇主的负担。2004年,我们增加了4个星期产假(由政府支付薪资),把产假延长至12个星期,获得很多妈妈的欢迎。我们将再增加4个星期,从12个星期增加到16个星期,同样由政府支付薪资,你可以在孩子出世第一年里的任何时候使用。

  父母最终还须做出个人选择,你要110%的工作,还是要抽出时间给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每个人都需要决定自己的平衡点。

  当年我的母亲每天都回家和孩子们共进午餐,她也避免出席晚上的宴会,这对一名律师来说,意味着较少的工作,但她认为孩子更重要。现在较难做到这点,办工时间较长,节奏也更紧张,但还是要维持平衡,让生活更有满足感。在你退休的时候,你会说我很满足,我有好的事业,我照顾好家庭,抚养孩子长大,这就是人生。

  平衡工作与生活同样适用于孩子。很多家长抱怨孩子的压力太大,尤其归咎于教育制度。我们已简化学校的大纲——教少学多,但家长还是把孩子送进补习班、强化班等,在考试前给他们喝鸡精。我看到学校外面显眼的鸡精广告,穿着校服的孩子喝鸡精。

  有些压力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新加坡竞争精神的一部分,其他东亚社会的竞争更残酷,我读过一篇文章,韩国学校检查学生的书包,看有没有杂志、手机、口红,男女生不可以交朋友,就像监狱。他们每天有一个小时休息时间,每个周末有两个小时,就为了进好的大学。

  我们没有像他们那样,尽管有些压力,但我们应该可以应付,从容应对。父母担心孩子,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希望他们做得更好,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也需要理解孩子,每个孩子有不同的智能和才华,给他们成长空间,他们会不断学习,自己成熟起来。

增婴儿花红税务回扣

减轻父母经济负担

  第三是经济考量的问题。抚养孩子花费很大,直接的花费如奶粉、婴儿车、看儿科医生等。在这之上,在职妈妈也可能得付出“机会代价”,如放弃工作收入或牺牲事业。因此,职业女性通常会说抚养孩子很贵,因为她们的“机会代价”较高。

  经济考量不应该是生育孩子的动力。很多夫妇对这个意见感到不平,但是我们帮助那些有孩子的夫妇减轻负担。我们实行婴儿花红和税务回扣,我们将加强这些措施,把第一胎的婴儿花红提高,同时给予更多税务回扣,以鼓励妈妈工作。

增加孩子入托津贴

解决照顾幼儿问题

  第四,照顾幼儿的安排。对双薪父母来说,这是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从孩子出世到6岁正式上学之前是重要阶段,很多家庭在家里照顾孩子,如由祖父母、大家庭或女佣帮忙照顾,但很多在职妈妈依靠正规的托儿安排。

  有25%的孩子在托儿中心受照顾,较受欢迎的中心需要排队报名,你要等一年甚至更久才能入托。我参观过裕廊一间较受欢迎的职总托儿中心,与一些家长交谈过,发现他们很乐意把孩子送入托儿中心,不仅孩子能在优良环境中成长,父母上班时也更安心。

  所以我们会加强托儿服务:设立更多托儿中心;大幅增加每个孩子的入托津贴,使托儿费更便宜;提高托儿中心素质。

  我们也需要提升幼稚园素质,不是每个孩子都去托儿中心,但几乎每个孩子都要进幼稚园。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幼稚园,那些顶尖的能自行运作,那些中档和大众化的如PCF,水准逐渐提高。

  我认为我们应该做得更多,以提升幼稚园水平,为孩子进入学校做准备,但不要使孩子在上小一前就感到压力。

  政府已在帮助达到教育部要求的幼稚园,但目前这方面的支持还是有限,我们会大幅度提高,让他们提升水平,不仅有更好的受过训练的员工,也提高整个系统—包括课程、管理和员工比例。

  这些改进需要较长时间,但这会让我们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早期教育,特别是家庭背景不是很好的孩子,让他们的人生有较平等的起步,也减低家长的担忧。

给予不育想生夫妇

人工受孕经济协助

  还有两个措施不会影响很多人,但我认为是我们应该做的。那些不育但想要孩子的夫妇,有些选择昂贵的人工受孕,我们会给予经济协助,使费用降低。那些已有几个孩子的夫妇,我们把津贴如税务回扣、托儿津贴等延伸给第五个孩子。尽管这部分人的数目很少,但我希望津贴能鼓励有经济能力的夫妇生育更多孩子。

  所有措施加在一起是个很充实的配套。每年的花费大约是7亿元,几乎是目前的两倍。总共的花费约16亿元,或为国内生产总值的0.6%。副总理黄根成在星期二公布详情。

  对很多夫妇来说,这些配套的确带来了差别,但我不能保证它能解决问题,这是个根深地固的问题,我们需要定期检讨。

  这最终还是个人的观念、选择和价值观。请大家重视婚姻和家庭,让它们成为生活的重点。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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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谱写新加坡人的故事

 我今天讨论了一些将影响未来的主要课题,包括如通货膨胀和生活费等摆在人们眼前关注的问题,以及一些长远的如优雅生活、建立家庭及开放社会等课题。对于这些课题,我们都不可以有任何差错,以便持续年复一年取得经济增长。

  有时候,有些人会批评政府过于重视经济表现,因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工作、生产力等都是很多的数据。然而,增长事实上是必要的,因为它给了我们解决问题的资源,为工人创造了更多觅得更好工作的机会,让年轻人接受一流的教育,并使所有人都可以改善生活和实现理想。

  增长并非只是抽象的数字。它不仅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也透过每个人生活的改变,谱写出新加坡人的故事。

  这是老一辈的新加坡人都体验过的经历。例如,在新加坡港务集团的耶亚柏,他在小六会考毕业后只接受两年的工艺教育。刚出来工作时是个机械车的驾驶员,月薪250元。后来,慢慢勤奋工作而擢升至今天的起重机操作工人导师,月薪3000元,并且在新加坡海港工友联合会中也非常活跃。

  他也将屋子从三房式提升至五房式,三名孩子在各别工作领域也有不俗表现,一个是足球教练、一个是担任副检察司的律师及一个在教育学院求学、打算当教师的女儿。他今年58岁,并说:“我活出了新加坡故事……我感激政府所提供的一切。”

  此外,新加坡中年人也有过这样的体验。例如,现在是晶圆制造专门技术员的林惠敏,她在1999年为了帮助学业成绩不理想的女儿而辞去了工作。当女儿的成绩改善之后,她重新投入工作,成为希捷(Seagate)的机械操作员,值夜班,还得经常加班以补贴微薄的薪水。当朋友告诉她在晶圆厂工作能赚更多时,她辞去了工作准备到晶圆制造厂觅职,但却没有技术,也没有“lobang”(门路)。

  林惠敏看到全国职工总会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e2i)的广告后,响应了广告的呼吁让自己学习相关技术。后来,她加入意法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担任晶圆制造专门技术员的工作,让她赚取月薪1400元,比之前的多了近三分之一。所以她在45岁那年换了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这不简单。目前,她的女儿在新加坡理工学院上课,考取成为验光师的资格。

  新加坡的年轻人也在谱写本身的新加坡故事。他们远比父母享有更多的机会,例如有三名新加坡管理大学的毕业生一毕业就被淡马锡控股属下的富登金融控股(Fullerton Financial Holdings)聘用,目前在迪拜工作。他们勇于冒险,敢于往外闯,懂得把握机会,因此开展了精彩的国际事业。

  爱打电动游戏的法祖里从小就对电脑游戏很着迷。他在南洋理工学院修读娱乐科技文凭时,在班里名列前茅。之后,他申请到在美国拥有最好的电脑游戏课程的大学之一,即卡内基美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深造,获得校方的优待,让他在没有学士学位的情况下直接修读硕士课程。他后来获颁媒体发展管理局和新科电子共颁的奖学金,目前在迪斯尼进行三个月实习,协助开发一个新的电脑游戏。

  陈淑华是一名行销经理。求学时,她“既贪玩,又懒惰”,“O”水准会考成绩不怎么理想。她读完工艺教育学院后,再到义安理工学院修读商学文凭。毕业后在花旗银行找到一份电话销售员的工作。由于表现良好,她擢升后被派往马来西亚帮忙在当地设立新办事处,后来获擢升为经理,管理80名员工。她回来新加坡后,在事业上继续冲刺。

  陈淑华说:“工教院给了很多像我一样学术能力较差的人许多机会。这是我国教育体制独特的地方,也表现出新加坡社会的开放与包容。”

  这就是在谈论增长、谈论投资于民、谈论为长期思考时,所要提到的具有意义的一面。它也是鞭策政府无论面对什么不确定情况和困境时,也会尽力为新加坡争取做到最好的原动力。

  让我们超越眼下的问题,把目光放得更远,努力为经济取得增长并将国家转型。如此一来,我们将可以为下一代创造更多更超凡的机会。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我们的子女也将为这个新加坡故事写下更多光辉的篇章。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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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演讲反应:建设优雅社会不放松

  过去多年里,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在提倡建设“优雅社会”,并为此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礼貌运动,目的是要把新加坡塑造成更文明、更温馨、更干净、更有秩序的家园。

  现在,审视一下新加坡的生活环境和人际交往情形,我们感到过去所做的努力都没有白费,很多方面的变化和进步都是很明显的。不只是我们自己有这种感觉,前来旅游的外国旅客大多都会对新加坡留下很好的印象,对这个社会的好感乃至羡慕经常是溢于言表。

  可是,正如李显龙总理前天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所说,新加坡社会的文明程度还不够理想,需要持之以恒地花力气去做广泛深入的教育工作。就我们的感觉来看,虽然民众的言行举止在整体上是不错的,但缺乏公德心和责任意识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无法体现出这个现代文明国家应有的形象。

  李显龙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演说中举例说,很多民众都不习惯说“请”字,在食阁用餐后也不主动清理餐桌和归还托盘,等等。当然,不够文明的言行举止,远远不止这些。例如,乱扔杂物的现象不只在组屋区和其他公共场所发生,即使是在高尚的私人住宅区,同样有类似情形。在有些组屋区的电梯里以及在信箱附近的地上,随时可见随手扔下的广告传单和空饮料罐等。更令人生气的是,还有极少数毫无公德心的人,竟然在电梯里便溺。在如此强调“优雅社会”的国度里,今天依然看到这种丑陋的行为,即便是为数极少,那也是不该的,是我们无法容忍的。

  文明社会的标志不只在于人民丰衣足食,也不决定于是否住豪华的房子,驾驶高级汽车,穿戴名牌服饰,让子女上名牌学校。文明社会的标志,在于无论贫富贵贱,所有国民都能够相互尊重,以礼待人,安分守己,不自私自利,不损人利己;在于居高位者不盛气凌人,住豪宅者能平等对待家中女佣,驾驶豪华汽车者不做“路霸”;在于地铁和巴士上尊老爱幼,彼此礼让座位;在于即使没有罚款警告,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所有公共场所的秩序和规定。

  毫无疑问,任何国家都有一些损害整体社会利益和形象的害群之马,而我们周围出现的种种不良现象,也不能抹杀我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在建设优雅社会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李显龙总理在前天的演讲中也提到,最近几年,新加坡在举办大型国际会议期间,广大民众都表现出了良好的整体素质,这是值得欣慰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要看到自己在一些方面的不足,以便不断改进。下个月,F1方程式公路赛就要在新加坡举行,接下来还要在明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及2010年的青奥运。这些大型国际活动都是展现新加坡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更应该成为鞭策所有民众培养礼貌意识和习惯的重要契机。

  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李显龙总理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悉尼和北京两个城市为主办奥运会所作出的各种努力。言下之意,显然是希望广大民众能向这个两个城市的民众看齐,甚至比他们做得更好。所以国人无论是在平常,还是在面对外部世界时,无论是待人还是待己,都要用热情、诚意和礼貌,去塑造一个令人愉悦的环境、令人尊敬的国家形象此正其时。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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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演讲反应:部长议员:我们朝进步的社会演进

  ● 游润恬 蔡永伟 李亦筠

“我们之所以开放演说角落允许户外示威,是因为我们知道一些组织希望变得更显眼。它们不只要演说,还希望能够在某个地方聚集,甚至有时到一些不该去的地方聚集。那好,就让你去演说角落,只要不涉及宗族或种族,你想在那里做什么都行。

  如果这些人留在划定的范围内,他们要做什么都行,至少我们知道他们在哪里。不过如果他们跑到其他地方,我们就得调动警员维持治安。而现时今日,警方的资源有限,要做的事也很多,从保安到防止罪案到打恐。我们不应该加重警方的负担,派他们去追踪沿街为所欲为的人。”

——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黄根成

“我们要营造一个更有参与性和更充满活力的政治气候,一个既负责任又能及时反应民情的政治气候。顺应人民的期望,本地的政治空间将不断在一定的界限内演变。”

——社青体部长维文医生

“李显龙总理在演讲的最后一部分谈到政治开放,我认为这非常好。政府愿意开放互联网和允许人们在演说角落示威,是跨出了一小步。”

——波东巴西区议员詹时中

“我觉得总理说得很好,我们必须向前进,绝不原地踏步。拿现在和十年前作比较,我们进步了吗?是的。是不是有很多人愿意与政府联系,愿意思考问题?是的。是不是有更多在对话会上或写信给报章提出看法?是的,比以前多很多了。我们不像其他的社会,但我认为我们有自己前进的方式,朝进步的社会演进。

  虽然限制还是很多,但我们必须逐个研究,而不能突然完全松绑。我们这么做不是为了保护政府的利益,而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确保大部分的人民都能调适社会前进的方式。”

——财政部长尚达曼

“如果允许人们在芳林公园进行户外示威,最终能让越来越多人以体面的方式公开表达意见,那是好事,值得鼓励。至于播客和视频,年轻人都通过这些方式接收资讯,我们不能置之不理。但如果你问我该如何利用播客和视频,坦白说我有点感到迷惑。”

——环境及水源部长

兼回教事务主管部长雅国博士

“这是杯子半满还是半空的问题。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政治空间正不停地扩大,而这也体现出新加坡的精神正在扩大。我们每跨出一步都得非常小心,并以国家的长期利益作为大前题。关于政治影片,基层可以帮议员制作政治影片,把议员如何为国人尽心尽力做事的过程生活化地体现出来。我最近就在选区成立了新媒体小组。”

——阿裕尼集选区议员杨木光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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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演讲反应:梁智强:《钱2》剧情尽量做到平衡

 ● 游润恬 蔡永伟 李亦筠

  针对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演讲中提到政府和梁智强的目标不同,梁导演的目标是制作受欢迎的电影,而政府的目标是制定有利人民长远利益的政策,有“民生代言人”称号的梁智强接受本报访问时说:“本地人对政策的不满只是停留在咖啡店的宣泄,我只是将他们的宣泄变成画面,而不是叫他们上街头示威,这些没煽动性的画面无伤大雅。”

  他认为电影中提出的想法若能让政府参考,也不是坏事。

他说:“自由民主国家有这样的宣泄管道是很健康的,很多草根的观点其实是问题的核心,能理解最简单的问题,就能理出头绪。”

  这不是梁智强的电影第一次在群众大会被提起,梁智强说受宠若惊,也心惊胆跳,他说:“坦白讲,我有听到风声说《钱不够用2》会被提到,我坐在电视机前,很紧张,怕被骂。”

  总理夸梁智强在《钱2》拿ERP做文章反应快和够机灵,但对影片没提减税措施有点失望。梁智强说去年最后两个月创作《钱2》剧本时,与剧组大胆预测ERP闸门的增加,结果预测没错,影片也刚好推出,他认为这是“百年不遇”的巧合。

至于减税措施,他认为政府在宣布时没有敲锣打鼓,他和剧组真的没留意到,他说:“措施宣布前的一个月,我们的电影就已拍好也在后期制作,也没办法再做更改。”

  梁导演也强调,《钱2》并非一味批评政府,而是尽量做到平衡,例如在提到物价高涨时,也对政府医院的收费让一般人负担得起,给予肯定,所以电影没有对此大做文章,他说:“我们尝试呈现平衡,只是没有样样讲明,否则电影就不好看了!”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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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演讲反应:政府分红时敲锣打鼓不够?

政府分红时敲锣打鼓不够? 有人同意有人认为宣传已绰绰有余

  ● 游润恬 蔡永伟 李亦筠

不少国人在得到政府的援助后仍闷闷不乐,李显龙总理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政府分发分红时,没有敲锣打鼓,因此人们感觉不到。对此,受访公众看法不一,有人同意总理的观点,有人则觉得宣传已绰绰有余。

  淡滨尼北公民咨询委员会主席庄明元受访时同意总理的看法。他说:“政府分发的钱往往是直接汇进银行户头的,人民往往看不到,所以也感受不到,认为钱没有到手,不像红包,人们可以摸得到。”

  庄明元认为,如何在分发各种援助配套时“敲锣打鼓”是件困难的事。他说,政府如果要沿家挨户派钱,将需要庞大的人力资源。

  “因此,比较实际的做法是,政府在分发分红后,可通过书信或电邮再通知人民钱已经入账。”

  拥有30多年基层经验的前榜鹅南公民咨询委员会主席廖山尼则有不同的见解。他认为政府的宣传已足够,各个社区发展理事会和公民咨询委员会一直都有向居民传达各种援助配套。

  他说:“许多人民都知道这些援助配套的存在。很多时候是人民懒得去问。他们需要援助,就应自动自发地去询问。”

  针对人民继续投诉的现象,李总理提到了另一原因:政府的援助是间接的,人民因此没把援助配套和通货膨胀挂钩。

  26岁的李益名(工程师)同意说:“真正的问题是,政府的做法只不过通知公众如何确保他们能得到援助罢了。人民并不明白政府给予援助的目的。”

  他认为政府的宣传已绰绰有余。他说:“政府的锣鼓已敲得很响了,分发的通知信也很多,当局甚至教导阿伯阿婶如何确保分红准时进账。”  

  李益名说:“如果政府要人民了解各种分红津贴背后的用意,就应该通过简单的途径传达信息,让人民容易消化。当局或许可拍部电影传达信息。”

  “不是每个新加坡人都是经济学家。大多数人只会简单的加减乘除,根本不明白政府的援助配套如何抵销通货膨胀。”

  庄明元也同意说:“政府可以通过更通俗易懂的方式,向人民传达分发分红的用意。”

  他举例说,政府有关公积金的海报就做得不错,通过漫画向人民讲解各种复杂的细节。所以,政府给予各种援助时,或许也能通过类似手法向人民传达信息。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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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演讲反应:红娘机构:家长相亲会 不太行得通

  ● 林慧慧

   是他的母亲为他报名参加红娘机构的配对活动,所以他每次都是心不甘、情不愿地赴约。

  与多名女生约会不成功后,他原本已准备放弃,没想到第13名约会对象最终成了他的终生伴侣。

  本身也是Lunch Actually红娘公司创办人的红娘协会会长林笑岏说,这段由她促成的姻缘可说是个特殊的例子,过去那些在父母“威迫”下前来报名相亲的单身者,由于赴约时态度很勉强,大多无法找到对象。

  林笑岏以这些经验说明主办“家长相亲会”的建议或许不太行得通。

不想违背父母意愿 勉强赴约恐难有结果

  她说,相亲活动要取得成功,首要条件是单身者必须自愿赴约,如果是不想违背父母意愿而勉强,恐怕很难有结果。

  李显龙总理前晚在国庆群众大会华语演讲中提出效仿北京“家长相亲会”的建议。不过不单是红娘业者不看好这种牵线方式,就连单身者也很抗拒。

  30岁的企业公关黄惠清说,父母都不清楚她的择偶条件,要如何帮她找对象?“这种相亲方式应该会很尴尬,单身者到时反而会更抗拒跟对方进一步交往。”

  两个儿子都30多岁的74岁销售员蔡润成,也认为没有必要过于干涉孩子的终生大事。他的两个儿子分别为38岁和34岁,都还未结婚.

  他说:“孩子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会安排自己要走的路。就算我们做家长的主动去安排,他们也不会照你的意思去相亲。”

  25岁海军正规军人叶毅明也对家长安排相亲的做法很抗拒。

  他说:“与其靠家长做媒,我宁可参加红娘公司的配对活动,至少红娘机构资料库里的人选会比较好。”

  据估计,本地约有100多家大大小小的红娘公司。随着这些业者提供的牵线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单身者对这种相亲方式的接受度也似乎有所提高。

参加红娘公司有年轻化趋势

  Clique Wise红娘公司创办人颜淑慧透露,她在2004年创办这家红娘公司时会员只有1000人,现在已增加到4000多人。不仅如此,参加者也有年轻化趋势,过去参加者以三四十岁者居多,现在会员反以二三十岁者占大多数。

  颜淑慧说,许多单身者迟迟找不到对象,因为他们对姻缘抱有不实际想法,期望琼瑶式爱情,一些甚至宿命地认为“时间一到,有缘人就会出现”。

  她说:“问题是如果单身者不主动踏出那一步,扩大社交圈子,要如何找到适合的对象?”

  颜淑慧认为,无论是“家长相亲会”还是红娘公司主办的配对活动,重点是要鼓励单身者扩大社交圈子,不应该让他觉得难堪。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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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演讲反应:民情组首次主办 电子对话谈“演讲”

  ● 游润恬 蔡永伟 李亦筠

邀请20多人走进网络清谈室以华文同政治人物交流,会是个怎么样的局面?一个半小时的坦诚但稍嫌混乱的电子对话会。

  民情联系组(REACH)昨晚举行首场华文网上民众大会(e-Townhall),开放其官方网站上的网络清谈室给24人,让他们用华文同贸工部政务部长李奕贤和民情联系组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碧山—大巴窑集选区议员杨莉明在网上对话。

李奕贤:深入讨论

还需面对面的交流

  民情组早就定好要在昨晚7时至8时30分举行网上民众大会,课题是星期天的国庆群众大会。但由于李显龙总理临时决定取消英语演讲的电视直播,延后一天在昨晚8时转播,转播时间与华文电子对话会撞期。

  参与电子对话会的人,既然还没听到总理在英语演讲中的主要宣布,只能针对华语演讲所提到几个大课题如鼓励生育、公路电子收费等笼统地进行讨论。

多名网民同时向李奕贤和杨莉明针对不同课题发问,也使讨论几度失去焦点。对于网民一些无理取闹的批评,两人都一笑置之。

  杨莉明过后受访说,虽然参与的人数有限,但至少是个很好的开端。

李奕贤则表示,电子对话会可以很快进入情况,让民众关心的课题浮现出来,但要深入讨论还需面对面的交流。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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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费涨 援助金也涨

  ● 谢燕燕

政府再拨出2亿5600万元

●今年10月1日发放的第二笔“增长分红”,增加50%

三房式组屋家庭平均得到额外500元

五房式组屋家庭平均得到额外210元

●水电节省计划(U-Save)回扣,增加50%

  通货膨胀率比预期还高,政府因此决定调高“增长分红”和“水电节省计划”回扣的数额,进一步帮助国人抵消生活费上涨的压力。

  李显龙总理前晚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政府将把今年10月1日发放的第二笔增长分红调高50%,同时再增加水电节省计划(U-Save)回扣50%。这意味着新加坡人将能从政府那里得到另外2亿5600万元的援助,应付通胀压力。

  总理指出,一个三房式组屋家庭,原本已从今年财政预算的特别配套中得到大约5000元援助,下来将能得到额外500元援助。

  一个五房式中等收入家庭,在原有配套下能得到大约3400元(不包括个人所得税回扣)的补贴,下来能得到额外210元补贴。

  上述补贴、加上各种援助计划,将能帮助新加坡人渡过目前这段高通胀时期,但是总理指出,分发红包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最佳解决办法是维持经济竞争力,提升生产力,为自己赚更多钱,这样,即使油价物价上涨,我们还是有能力提高生活水平。

  财政部昨天发出关于这个额外2亿5600元的援助配套详情。那些已经获得消费税补贴或乐龄花红,以及第一部分增长分红的新加坡人不必重新登记。他们将自动在10月1日获得第二部分已强化的增长分红。

  想知道自己具体能得到多少,可从9月8日起,用SingPass进入www.growthdividends.gov.sg或www.gstoffset.gov.sg查看。

  还没有申请消费税补贴和增长分红的人,可以进入上述网站申请,也可到公积金局,联络所和社区发展理事会索取申请表格。截止日期是2008年12月31日。想捐出第二笔增长分红的国人,可以在9月23日之前上网表态。

  典型的新加坡家庭,平均能多得250元至330元的额外增长分红补贴,年长者和低收入家庭将能得到更多补贴,要视家庭人数而定。

  调高增长分红意味着政府将多花1亿9000万元。多数住在组屋的新加坡人,每人可多得75元至150元不等的额外补贴,具体数目视年收入和住屋年值而定。

  除了增长分红,住在组屋的家庭也能在今年11月得到40元至110元不等的额外水电节省计划回扣,具体数额视组屋大小而定。这笔额外水电回扣将花费政府6600万元。

  政府将在11月份,自动把钱汇入有资格获得额外回扣家庭的新能源户头内,让他们用这笔钱支付电费。

  李总理说,低收入家庭今年能得到相等于三到六个月的水电补贴,如果减少水电消费,这项水电回扣就能持续更久。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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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林公园演说角落将准许人们自由示威

李总理宣布放宽政治宣传管制
芳林公园演说角落将准许人们自由示威

  ● 洪艺菁

曾坤顺(摄)

芳林公园的演说角落将肩负新时代的另一项政治使命,作为40多年来首次允许人们自由举行户外示威的场所。

  李显龙总理前晚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演讲时,以此宣示政府将跟上新媒体和新风气的发展步伐,进一步在政治上放宽条例,而制作与散播政治影片、大选期间上载播客和视频,以及一般人上载竞选内容,都将不再是犯法行为。但是,人们还是必须为这些内容负责。

  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曾发生种族暴动,导致严重的人命丧亡和财产损失。

李总理指出,政府依然对允许公开示威所可能引发的社会治安与秩序问题持有谨慎态度,因为“只要发生一起事件,就足以破坏我国的种族和谐及人们对新加坡的信心。”

  但是,他认为全面禁止示威却显得过于严厉、僵硬。于是,政府本着“让人们在安全情况下表达看法”的精神,允许人们在演说角落举行公开示威,而国家公园局也将在那里建造必要的设施。

  “虽然没有多少人在那里发言,但是任何人都可以在那里抒发自己的意见。”

  李总理表示政府将以“轻柔”的身段去处理户外示威,不需要再让警方插手,因此将改由公园局去管理芳林公园里的演说角落。不过,示威者还是必须遵守基本的法律与秩序,并避免触及种族、语文和宗教议题。

  他以美国、韩国、马来西亚、中国等国为例,说明互联网和新媒体已成了许多人生活的一部分。新加坡也有超过80%的家庭拥有宽频网络服务,手机户口也多达600万个。

  互联网发展迅速,总理形容“网络空间五年等于现实生活35年,旧条例早就过时了”,因此政府也得改变政治作风去适应新媒体的发展。

  他在演讲时放映了多张照片,也当场示范新媒体科技,甚至还当起影像制作人,拿起手机拍摄现场群众,然后立即放上网,观众都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给逗乐了。

  “这些改变的总体用意是使本地社会自由化,扩大言论和参与的空间,并鼓励人们更积极地参与辩论,参与一起构建大家共同未来的工程。我们将逐步开放制度。事实上,比起十或甚至五年前,今天的社会已经开放了许多。我们将继续摸索着向这条开放的道路前进,若是盲目靠抄袭别人的做法是无法得到进展的。我们应该必须好好思考本身的问题,为新加坡找出一条合适的正道。”

  但是,李总理强调,政府看待一些政治活动的态度并未改变,因为政治依然是个严肃的课题,而政府最重要的考虑点是如何维护政治上的正直和政治言论的素质,选民也应当理智冷静地思考各种课题,为未来做打算。

  他也认为政治影片容易煽动情绪,导致人们冲昏了头。

  “我们的忧虑并未消失,但完全禁止已经不再是明智之举。这是人们日常在网上的沟通方式,许多人都自制录像片段,就连我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讲也成了一场多媒体超级秀。”

  依据新条例,反映事实的画面、纪录片、活动现场的政治录像都获得允许,但是仍然不准散播政治广告、政党的片面政治宣传和歪曲事实的画面等。

  虽然这两者之间仍然有模糊的范围,但是李总理相信政府有能力加以处理。例如非政治影片的审查及分级标准要靠主观的判断,但是政府仍然制定了一套可行的制度。

  他以韩国的“疯牛症风波”为例,说明匿名的假信息一旦在网上散播开来,必定会造成不安与不快,就像真实世界的传染病疫情那样。

  李总理也呼吁人们不要完全沉醉于网络世界,也要了解现实生活中的政治人物是怎样的一个人,是否真正关心他们,以及是否能干等。

  “你不可以相信虚构的东西,如果总理只是屏幕上的一个形象,大家都知道他就是这么一个虚构的形象。总理必须是真实的人,而你也必须去感受一个人才能了解他,这才应该是政治的形态。”

  他也说:“我们有几个限制,因为我们不能在种族和宗教课题上冒险。尽管如此,新加坡人还是拥有做几乎任何事情的自由,尤其是在室内。我们在几年前就已取消了室内的限制。”

新媒体咨理会

近日将提呈报告

  由新加坡报业控股英文与马来文报前集团总编辑张业成领导的新媒体咨询理事会(AIMS)正在探讨这些课题,以针对互动及数码媒体对社会、政治、道德、法律及管制条例的影响,向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预料理事会将在本月内向政府提交报告,然后让民众进行讨论和提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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